河北胜芳镇:中国环境污染的典型标本

最后更新:2015-05-29 19:39:14来源:界面新闻 俞琴
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是中国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典型样本。这个离北京只有120公里、离天津市35公里的华北小镇在目前越来越严格的生态约束之下,会变得好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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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俞琴

锈红色的河水

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在弥漫着刺鼻的酸味、铁锈味和油味的空气里,牧羊人霍秋红抬起左手,用食指关节蹭了蹭鼻尖,她一边的嘴角撇过一丝苦笑。

此时,她眼前的中亭河河水呈现出一片浓郁的锈红色,这种锈红色一直蔓延到上游两公里外。

中亭河北岸有一条大堤,堤面修成了一条宽阔的水泥公路。梁瑞社的鸭棚就搭建在大堤南面的斜坡上。一间鸭舍和两个半开放式的鸭棚之间留出了两块较开阔的空地供鸭子活动。和大堤南面的其他斜坡一样,这两块空地以南的部分一直延伸至河水里,不同的是,一排蓝色的铁皮把鸭子的活动区域与河水隔绝开来。

霍秋红对身边的村民刘小锁说:“那养鸭的,鸭子都没下过水。”

“那养鸭的”就是指梁瑞社。这个当年来自霸州市的下乡知青,现在是个地道的胜芳镇农民,他在中亭河边养了30多年的鸭子。

河水污染如此严重,梁瑞社已经很多年不敢让他的鸭子下河了,况且,河里也没有鱼给鸭子吃了。

虽然鸭子不再下河,但也很难避免鸭子不喝到河水。梁瑞社咬着牙说,“现在,鸭子一天至少死一只,一排污水就死百十只。”

最严重的一次鸭子死亡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末期,这也是胜芳镇钢铁生产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梁瑞社回忆,当时,有工厂向中亭河里排污,河水变成了红色,第二天,6000多只鸭子全部死了。兽医诊断,鸭子的死亡和受污染的水源有关。

6000只鸭子集体死亡以后,梁瑞社把鸭棚跟河水隔离开来,十几年来,梁瑞社养的一拨又一拨的鸭子再也没有下过中亭河。

但鸭子仍难免喝到中亭河里的水。梁瑞社从去年8月开始饲养的2800只鸭苗,到今年5月初,只剩下1800余只了。

霍秋红的羊场在中亭河南岸上,和梁瑞社的鸭棚隔水相望。相比梁瑞社一只接一只死去的鸭子,霍秋红的250只羊就幸运多了,也聪明许多——它们不肯去中亭河里吃水。

霍秋红猜测,“河水酸,不好喝,所以羊不愿喝。”

为此,霍秋红每三四天就要从两三公里外的地方运回干净的水。这段距离让霍秋红累不堪言,站在羊场前,她抱怨着,“远着嘞!”

而梁瑞社也不得不每天穿着一身连体胶衣和长筒胶鞋在几十里地外的中亭河上游捞水草,然后装满电动三轮车上的12个大竹筐拉回来饲养他的鸭子,这项工作会花去梁瑞社三个小时的时间。

1990年代中期之前则是另一种情形,“鸭子自己下水找吃的,鸭舍周围都是水草。”梁瑞社回忆说,但自从1990年代后期,由于河水受到污染,附近水域的水草和鱼越来越少。

1987年,16岁的村民刘小锁就在中亭河里养鱼,“什么鱼都有,随便捉一条就有十几斤重。”但如今,连四指宽的鱼都很难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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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芳大桥下锈红色的河水。  图/俞琴

可疑的排污口

在历史上,胜芳镇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离北京120公里、天津35公里的华北小镇在宋代时是“胜水荷香,万古流芳”的水乡,也是北方著名的水旱码头。清朝时被列为直隶六大重镇之一。

史载,中亭河开凿于清朝雍正年间,是一条流经霸州市境内并最终进入天津市后流入海河的防洪干渠。中亭河从霸州市胜芳镇穿境而过。因镇内流域形似一条巨龙,又被称为“龙脉”。据该镇镇志记载,历史上,“人们生活中饮用着这甘甜清澈的圣水”。

如今,“圣水”早就没有了,河里流淌着的只是锈红色的连羊都不肯喝的污水。为什么会这样?

挨着梁瑞社的鸭棚东侧,有两个直径半米左右的排水管道,锈红的污水从管口排向中亭河,排污的时间一直从早晨7点多持续到了中午11点多。

这是在梁瑞社预料之中的。前一天下午,气象预报称当天有雨,站在鸭棚前的梁瑞社对界面记者说:“等下过雨后,他们就往河里排污水,我开车去接你,你拿摄像机拍下来,给我发到你们的网站上。”

当天果然下了雨,第二天锈红色的污水果然从管道里排了出来。

两个并列的排污管道来自大堤北坡下的一个小平房,翻过大堤直抵中亭河。小平房的南面有一个大坑,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酸水坑”,两个直径半米的并列的水管从这个“酸水坑”通到小平房里。

占据小平房一半面积的是两台巨大的水泵正加足马力,以便抽取污水翻上40多度的斜坡,并最终进入中亭河。

这个酸水坑的污水来源至少有两处。一处是与水坑相连的一条东西走向、长年污浊的“臭水沟”。这条水沟和同样东西走向的中亭河相平行。

“臭水沟”北面,也就是与大堤之间的位置是一片田地,而北面则是胜芳镇的工业园区,园区里除了占地面积1400多亩的前进钢厂,还有轧钢制管厂、镀锌厂等多家钢铁生产加工企业。据梁瑞社介绍,中亭河附近,很多厂子里有酸洗线,因此排出来的废水是酸性的。

在“酸水坑”和水沟之间实际上还连接着一个阀门,而此时,当水泵带动“酸水坑”里的水翻越大堤,向中亭河喷泻而出的时候,这个阀门是打开的。

沿着这条水沟自东往西步行近两千米,沟中水的颜色越发呈现锈红色,部分位置还漂浮着黑色的油渍。刘小锁怀疑,这些污水是从北边的工厂里偷排出来的。

此外,还有两个排污管道直通酸水坑,但是除了袒露在酸水坑的管口部分外,这条排污口的其他部分都隐藏在地下,因此界面记者无法证实该管道来自何处。

界面新闻记者就排污问题联系了胜芳镇环保局,并将所拍摄的排污视频以及河面照片给该局工作人员张卫强观看确认。

张卫强称自己知道这个位置,他说:“这是建设局排水的位置。它排的水是治理后的水。”

张卫强显然对界面新闻记者在叙述过程中直接将排污口排出来的“水”称作“污水”的表述不满意,他反驳说:“你理解是污水,我理解不是污水。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前谁也不能说它污水。”

界面新闻记者问张卫强为何中亭河两千多米的流域呈锈红色。

张卫强将其归因于“历史问题”,他说,“中亭河以前是条酸河,治理后,底下的泥一部分能清走,有一部分清不走,泥里边有一部分三氧化二铁,(浓度)高点儿,所以导致这个泥土变红色,这是治理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

霸州市政府给界面新闻的采访书面回应也称,梁瑞社鸭棚边上的排污口实际上是胜芳镇市政排水泵站。并称胜芳镇污水全部是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再经建设局泵站排入中亭河,不存在直排中亭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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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社的鸭棚里又死了一只鸭子。  图/俞琴

那么,直接从管道口排出的“水”究竟是否经过了治理呢?为了验证霸州市政府的说法,记者把一份该排污口的水样经自然大学(自然大学是由多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的公众环保科普项目)送到中国水安全检测中心检测。该检测中心由中国水安全基金资助成立,旨在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及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水质检测服务。

最终的检测结果显示,该水样PH值仅为2.2(正常河水的PH值为6.5—8.5),属于强酸性。对此,胜芳镇幸福街村原支部书记蔡宝兴认为,这一点恰恰能够说明排污口的水和附近钢厂的多条酸洗线有关。酸洗线在钢铁冶金领域冷轧生产之前起着关键作用,即借助于机械和化学的作用,把从热连轧厂来的带钢钢卷表面氧化铁皮及污垢去掉,得到表面清洁的带钢。在这个工艺中,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废酸。

检测结果还显示,在排污口的水样中,汞含量达到7mg/L,化学需氧量(COD)达到4980mg/L。众所周知,汞污染恰恰是钢铁工业的主要环境危害之一。钢铁行业的汞源主要来自煤炭和铁矿石,还有少部分来自石灰石等原料。而在河流污染和工业废水性质的研究以及废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中,化学需氧量是一个重要的而且能较快测定的有机物污染参数,国家污水综合二级排放标准所规定的化学需氧量最大值为3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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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正排向中亭河。  图/俞琴

长不出庄稼的土地

5月的一个早上,于秀兰在自家的农田前弯下腰,掀起塑料薄膜的一角。不出于秀兰所料,前几天播种下去的茄种出芽率并不理想。她看到,在泥土表面,只有零星的嫩芽露头。

这让今年已经七十岁、脸上爬满皱纹的农妇有些茫然。她家的五亩农田就在大堤北岸,狭长的农田被夹在大堤与那条臭水沟之间。

“要是二十年前,早就是一片绿油油了。”于秀兰边整理塑料薄膜边说,“现在的土不好了,长不了庄稼。”

去年,于秀兰从这块田地里收获的玉米棒,个头只有正常玉米棒的一半大小,颗粒也长得参差不齐,表面白一块黄一块。如果这些也算收获的话,加起来每亩地的产量是100斤左右。

她回忆,前年她用同样的种子在同一片地上种植的玉米亩产量还有400-500斤。而十多年以前,这里的土地种玉米亩产量能达到900斤。

天津人李国钦的损失要比于秀兰家大得多。2013年10月,中亭河南岸的东方街村以每亩每年300元的价格把1300多亩地租给了李国钦,租期十年。刘小锁就是东方街村人。

去年春天,李国钦所种植的玉米地,靠近河岸的位置,玉米苗刚长出几片叶子就黄了,到收获的时候,几乎没有产量。

刘小锁从地里拾起几根去年遗留下来的玉米杆子,掰开应该长出果实的位置说:“你看,杆子不到三十公分,都没结出棒子来。”

刘小锁拿起玉米植株和自己身高对比,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大腿部。据刘小锁介绍,这片地所种植的玉米品种为登海618。只要上网搜索下,你就知道,试验期间,这种产品的平均亩产量为1515.4斤,株高260厘米。

玉米低产,李国钦不干了,合同被迫中止。

《燕赵都市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也涉及到了类似的情况,但受害者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受害者叫邢雨台,他在胜芳镇承包了5000亩土地,准备大规模种植高粱,交承包费的时候天寒地冻,开春该耕种了,他才发现地里全是污水,根本无法耕种,但此时他已投入了将近700万元。

两年前,刘小锁曾带着农田里的土壤去北京请教农科院的专家。他说,“我就是想问问专家,这个泥土种什么作物好,可人家看了以后告诉我,啥也种不了”。

“有地却种不了,农民还是农民吗?”刘小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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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秀兰去年收获的玉米。  图/俞琴

界面新闻记者采集了这块农田北面靠近中亭河的一份土壤,还采集了一份中亭河底泥,分别送到自然大学检测。土壤检测结果显示,汞的含量高达5.75mg/kg,远远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所规定的0.3-1mg/kg。

广东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认为,一般情况下,含有这个浓度的土壤会对作物产生影响。陈能场推测,“要让土壤含有这么高浓度的汞,水里或大气(里的汞)应该不少。”

这块农田灌溉水源——中亭河的上述水样检测结果也验证了陈能场的说法,不论是河水,还是土壤,汞含量都严重超标。

界面新闻送往自然大学检测的中亭河底泥的土壤检测结果显示,汞的含量更是高达15.5mg/kg。

除了重金属问题,两份土样里还存在高浓度的铁、钙、氯、硫,其中,底泥所含有的铁元素、钙元素均达到10%。

不过霸州市政府针对界面新闻记者的置评请求,书面回复称,中亭河南边土地并非因污染导致不能耕种,而主要是因为中亭河长期高水位导致二堤渗水,使临近二堤的农田被浸泡呈盐碱化所致。

京津身边的“钢铁王国”

借助钢铁、管材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胜芳这个中国首都眼皮子底下的华北小镇在过去三十年中蓬勃发展。它代表了中国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目标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胜芳镇钢铁生产加工产业始于1980年代初期,19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长期以来,钢铁工业都是胜芳镇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据胜芳镇志办公室主任王乃让介绍,胜芳镇钢铁产业的发展是在家具产业之后。而钢管是家具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胜芳家具产业初步形成的时候,由于胜芳本地没有钢铁生产、加工企业,因此,家具厂对钢管的需求主要依赖于30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

1980年代,大邱庄在当时的改革风云人物禹作敏的带领下,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大邱庄的发展兴于钢铁产业。早在1978年,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前,大邱庄的一个工业企业——冷轧带钢厂就正式投产了。1990年时,大邱庄的钢铁型材加工量就与天津市整个冶金行业的加工量基本相等了,是全国最大的冷轧带钢和薄壁焊管生产基地。

大邱庄的成功吸引了一批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士,据《静海县志》记载,1982年至1990年期间,该村接待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

据王乃让回忆,20世纪80年代,当时胜芳镇一批靠倒买倒卖积累原始资金的商人,把目光瞄准了钢铁这片空白、但是潜力巨大的市场。他们到大邱庄学习参观,从大邱庄购买设备、引进人才,逐渐发展起了胜芳自己的钢铁产业。

可以说,大邱庄培养了胜芳镇的钢铁生产和加工产业。

1993年,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禹作敏入狱后,大邱庄的部分钢铁产能也转移到了胜芳镇。

依托钢铁产业,1985年,胜芳镇成为河北省第一个亿元镇;1989年胜芳镇东升街成为河北省第一个亿元村。

根据胜芳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如今,镇域面积104.7平方公里的胜芳镇至少有130余家钢铁生产及加工企业,形成了炼钢、热轧、冷轧、制管产业集群,钢铁深加工能力占河北省的1/8。

其中,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胜芳钢铁产业中的龙头老大,总资产超40亿元,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2006年,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纳税突破4亿元,是廊坊市民营企业第一纳税大户。

据一位活跃于胜芳镇政商两界的人士李胜(化名)透露,前进钢厂每天的产钢量在一万吨左右。

除了这130家合法注册的企业,胜芳镇还有相当一部分未经过工商注册的钢铁生产及加工企业。界面记者从胜芳镇政府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提到,“按照全镇总体规划,廊大路以西近200家企业必须搬迁,入园进区,其中80%的为中小型轧钢制管企业”,这意味着,仅胜芳镇廊大路以西就有160家中小型轧钢制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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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附近还有很多这样的小作坊。  图/俞琴

李胜估计,胜芳镇及周边镇上的各种涉钢企业加起来,总数目在1000家以上,他说,“这些企业都是给胜芳镇做配套的,包括天津西、廊坊南的很多涉钢铁企业很多都是胜芳人的。”

仅仅上述130余家钢铁生产及加工企业,就具备钢坯年产能400万吨,热轧年产能1000万吨,冷轧年产能650万吨,制管年能力500万吨。

记者几经辗转,也未从相关部门获得胜芳镇最近几年的涉钢产业数据。但是胜芳镇财政部门给出的数据却能看出这个小镇的产业对于霸州市财政收入的意义了:2014年,下辖七镇五乡的霸州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31亿元。同年,胜芳镇完成的财政收入是7.05亿元。

借助钢铁产业,胜芳镇一直位列河北省十强镇,并且造就了一批富人。胜芳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把胜芳比作“一台赚钱的机器”。

小镇的天空能变好吗?

20几岁的中专毕业生肖侯在当过打字员、家具厂工人、内衣店小老板后,最后承包了胜芳博爱幼儿园。她认为来胜芳拖家带口打工的外地人很多。

现在幼儿园里有30多个小朋友,但是肖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人离开。最近,一位妈妈在把孩子送到她的幼儿园第二天,就把孩子接走了。这位妈妈解释说“水土不服”。

肖侯明白,这位妈妈嫌幼儿园附近的空气质量不好。

在她的办公室里,窗户上贴着白雪公主的贴画。每周,她都要擦一遍窗户,不然就会被烟尘覆盖。

几乎每天,她透过窗户向外望去,都能看见前进钢厂那冒着烟的大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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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芳镇,钢厂的烟囱一天24小时都冒着烟。  图/俞琴

幼儿园不远处,是蔡宝兴的家,与前进钢厂只隔着一条水泥路。蔡宝兴现在在路边开了一个司机驿站,给过往胜芳镇的重卡司机们提供服务。

蔡宝兴说:“近十几年来,除了APEC期间,我就没有在胜芳见过真正的蓝天。”

去年北京APEC期间,胜芳镇的企业们也被要求停产。那一段时间,钢铁厂的大烟囱不再冒烟了。

据胜芳镇政府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回忆,北京APEC期间,河北全部燃煤锅炉都关掉了,胜芳也不例外。胜芳镇政府全部工作人员驻厂24小时监督工厂。

他说:“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

“APEC那会儿,天是真正的蓝啊!”蔡宝兴怀念去年APEC期间的蓝天,也因此,他坚定地认为胜芳镇的天空并非无药可救。

但在地方追求经济利益等强大的路径依赖面前,一切变得异常复杂 。

早在2005年,胜芳镇就出现在了河北省环保局全省连片污染重点问题整改名单中。最近几年中,该镇几乎每年都会召开大气治理的工作会议,并且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要治理好大气。

但是从当地居民的切身感受看,显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官方自己似乎也不满意。界面新闻记者从一位胜芳镇政府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了一份未被公开的总结材料,这份材料对胜芳镇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进行了分析,优势方面提到了交通区位优势、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创业氛围浓郁三部分,而对于劣势,则只提到了“不容乐观的生态环境”。这份材料指出,因工业的发展,大气、水体污染状况依然堪忧,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为110天,偷排偷放、超标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时有发生,部分企业治污能力与排污总量不相匹配。

在京津这两座最重要的华北中心城市中间,胜芳镇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存在了多年,这被环境组织们认为不可思议。

虽然没有权威数据显示这里在过去多年中为北京输入了多少雾霾,但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政府对于大气等环境治理的硬约束,目前,这个华北小镇被要求必须牺牲经济利益而挽救环境了。

今年4月,国务院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办公室会议,明确提出京津两市和河北的唐山、保定、沧州、廊坊四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行由国务院和省双重领导的工作机制。这意味着,在地方经济、企业甚至个人利益与环境之间的这场博弈战中,国务院往环境一方增加了一块砝码,这也给相关地方的政府带来了压力。

最新的事实是,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和沧州已经被中央划定为京津冀治理雾霾的核心区。这意味着,胜芳镇也在这一核心区之内,今后的环保压力会越来越大。

今年, 在大气治理上,廊坊市又面临了新的压力。河北省环保部明确要求廊坊市要在今年首先退出全国“倒排前十”。廊坊市也给霸州市下达了环保目标,要求每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率不低于廊坊市区下降幅度;实现PM2.5浓度比2014年同步下降23.1%以上,PM2.5年均浓度达到90微克/立方米以下。

今年4月初,一个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动员会在镇上刚刚召开,宣传稿件说,要调动全镇所有力量,确保改善空气质量。

霸州市宣传部部长樊江说:“对霸州而言,环保比什么都重要。”

这意味着,胜芳镇要么投入巨额资金整治环境,要么必须压缩甚至放弃一直以来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钢铁产业。

环境压力之下引起的经济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公开数据显示,2011至2014年,胜芳镇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减少,分别为9.51亿元、9.86亿元、7.11亿元、7.05亿元。

霸州市政府书面回复界面新闻的采访要求称,大气治理要求企业加大了对污染防治方面的投资,从而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成本压力,也降低了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在重污染天气期间,企业限产限排,对企业产能的稳定性也带来一定影响。

为了完成环境目标,去年,胜芳镇取缔关停了违法违规及产能落后企业57家,今年截至目前,该镇已取缔30家。

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压力也在加大,霸州市政府在书面回复中估计,胜芳镇钢铁产业带动了大概3万左右的人员就业。而环境治理过程中关停的小厂大约影响到1000余人的就业。

在越来越大的环境约束要求之下,胜芳镇此次真的下决心了吗?

梁瑞社最近听说前进钢铁集团正在新疆开建新厂区,他认为在环保高压下,前进钢厂不久就会搬到新疆去。

但是李胜认为,前进迁厂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在新疆建了一个分厂。”

背后的一些复杂利益关系可能让未来变得依然模糊不清,也让很多人对未来不太乐观。

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李胜身上表现的非常典型。

当记者要求和他就胜芳镇的环境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时,他拒绝了。这位既官既商的人士直截了当地说:“我靠胜芳生存,这是我赖以生存的家。我也从商,与钢厂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