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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大道，横亘在邯郸路复旦大学校园中部。“光华大道”的名字，取义“旦复旦兮，日月光华”，与“复旦大学”校名也算相得益彰。但是，光华大道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正式名字，我上世纪70年代末考入复旦时，这条道路仅有一个绰号——“南京路”。

“南京路”的由来

为什么叫“南京路”，没有人告诉我，以我在复旦十几年学习工作的经验来看，大概一是这条路宽畅而幽长，从东到西，不到800米，算是校园中的大马路了——在复旦校园，笔直的道路比比皆是，但都没有“南京路”雍容光华；二是热闹而喧嚣，每当上课时，同学们浩浩荡荡步行在这条路上（文科生大多奔向1200号第一教学楼）。下课时，同学们又从反方向涌向宿舍楼或学生食堂，摩肩接踵的人潮堪比真正的南京路。当年学生穷，都是步行上下课，哪像现在，人人都骑自行车，那时，在熙来攘往的“南京路”上，骑自行车去上课绝对是让人艳羡的一幕。中文系同学卢新华因写小说《伤痕》一炮而红，我曾亲眼目睹他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沿着“南京路”疾驰而过，有人窃窃私语：“瞧，这自行车，大概是用《伤痕》的稿费换来的……”

老复旦人都知道，解放初，复旦校区仅限于子彬院以西一带，那时，第一教学楼以东的地方，还是农田和水沟。男生们大多住宿在邯郸路以南的淞庄、嘉陵村（今复旦第六、第四教工宿舍）一带，每次上下课，他们要成群结队穿过车流密集的邯郸路，这让老校长陈望道先生非常忧心。后来，复旦校区一点点东扩，建起了校园东部的学生宿舍楼群，学生上下课再也不用横穿马路了。为了沟通学生宿舍楼与中心校区（登辉堂、子彬院一带）的交通，师生自行铺设了一条从东到西的煤屑路——这就是“南京路”的雏形。

1955年以后，随着生物楼、化学楼和物理楼的建成，这条道路成了学生上课的必经之路。陈望道校长特别重视校园绿化，在他的指导下，“南京路”铺上了柏油，两边栽上了法国梧桐，成为复旦校园里枝繁叶茂的林荫大道。

怵目惊心的日子

“文革”时期，“南京路”是复旦校园里最狂躁闹猛的地方，路两边用毛竹搭起了墙报栏，贴满了各式各样“火烧”“炮轰”“勒令”“打倒”的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南京路”上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据一位亲历者回忆，“那时，来复旦串连、看大字报的络绎不绝，‘南京路’上总是人头攒动，整天挤得水泄不通。”“（历史系）三年级有位同学……每天拿着讲义夹和小板凳，坐在‘南京路’上抄大字报，回到宿舍就埋头刻写蜡纸、油印……”(李国强《“文革”中的复旦记忆》)我的一位长辈告诉我，平生她只来过一次复旦，那就是“文革”期间去校园看大字报。

“南京路”是“文革”运动的“晴雨表”，今天批学术权威，明天斗学校党委……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一个个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

1966年夏，“南京路”上演了“斗鬼风”，一批复旦著名教授和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揪斗和围攻。8月初，苏步青、谈家桢、朱东润、赵丹若、谭其骧和徐震等教师被押到“南京路”北面揪斗和游街，在生物楼以东的操场（今光华楼广场西部）上，用乒乓球桌搭起了批斗台，化学系教授赵丹若先生从台上被推下，当场跌死……那个盛夏，“南京路”充满了戾气。如今，读到当年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依然令人怵目惊心：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江帆《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戴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之外，他（徐震）的白汗衫上还被涂满红黑两种墨水，涂之不足，有人手提墨水桶，兜头浇了下来，弄得他满脸满身都是，惨不忍睹。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去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吴中杰《复旦往事》）

“南京路”的晦暗与恐怖，让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刻骨铭心。多年以后，巴金先生还记得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我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揪到江湾，住了将近一个月，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准备二十六日开批斗会……”（巴金《随想录•赵丹同志》）六号楼，就位于“南京路”旁，身陷囹圄的巴金每天在此地散步，有时还拎着两只热水瓶，穿过“南京路”，到学生食堂去打水。有人曾记述了与巴金打水时相遇的情节：“彼此打量了片刻，沉默相对，便离开了。第二天，我‘斗胆’问道：‘你每天都来打水？’他打量了我一下，毫不经意地答道：‘打水，是散步……’见有人过来，他便拎起水瓶匆匆地走了。”（张泽贤《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自序》）

墙报栏文化

粉碎“四人帮”后，“南京路”恢复了生机。不过1978年我入学时，“南京路”上的墙报栏依然没有拆除，记得当年主要是揭批“四人帮”的专栏。后来，逐渐演变为学生的墙报。那时，没有网络贴吧、BBS和微博、微信，学生的观点、主张主要在墙报上体现。

回忆起墙报栏，当年的校友依然记忆犹新。一位女同学说，她对墙报栏讨论小说《简爱》印象深刻，至今记得一个难忘的标题：《<简爱>给我女性的自尊》——这大概是对于墙报栏的女性感悟。而对于男生来说，墙报栏带来更多的是热血沸腾。有一年，中国男足3：0战胜科威特队，学校学生纷纷去五角场庆祝，第二天，墙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皇帝万岁了吗？……不！只有中国足球队万岁，他们为我们进了三个球……”

有一阵子，学生中忽然流行起了集体舞，墙报栏开始讨论青年学生是否应该花时间学舞。记得有一篇的文字标题颇引人瞩目：《姑娘，你能不能热情一点？》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墙报上还贴过这样的文章：《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却在后方歌舞升平！》为此，校园里讨论热烈，各种观点交流碰撞，这引起了校党委书记夏征农的关注。我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们称之为“老坦克”）驰骋在“南京路”上。有时，他会把“老坦克”往边上一靠，静静地阅读墙报上的文字，还不时与边上的学生交流几句，一点也没有架子。

大概在1980年吧，墙报栏忽然变了内容，上面经常可以看到用毛笔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是揭露“文革”、反映现实的内容，文笔生动，结构严谨，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小说作者并不是复旦学生，而是来自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大概是受了卢新华写作《伤痕》的影响吧（当年《伤痕》就是最先贴在中文系墙报上被发现，后来才在《文汇报》上发表引起轰动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投稿无门，便用毛笔抄写在白纸上，一张一张整整齐齐贴在墙报栏上，期望得到复旦师生的认可。这一招还真灵，这些抄写小说后来真的得到了肯定，记得有一位姓曹的青年作者，曾在这里贴出过一篇名为《猫》的小说，内容讲什么我早已忘记，但小说不久就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曹先生后来也就成了青年作家。

1981年建造第三教学楼的时候，“南京路”两边的梧桐树都被剃了光头，那墙报栏自然寿终正寝了。

如今，每次走过光华大道，我总是怀念改革开放初年校园的“南京路”，她洋溢着当年复旦学子的青春和热情，也是开放的复旦精神的写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