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告诉你，钱就是幸福的唯一标准。王尔德对钱的态度，却是既追求它，也嘲笑它的。”后者在周黎明看来，是种“高级的东西”，他盯上王尔德和《不可儿戏》，恰恰是因为，“中国近几年，也有了这种高级的东西”。
“现在，我要考考你的政治立场。”演员木易反串的老贵妇溥夫人涂脂抹粉、两手叉腰，拿腔拿调地问道，“郭敬明和韩寒，你选哪个？”
“韩寒吧。”在北京买了七套房、大部分时间住在国贸的鲁华兴回答。
“那韩寒和方舟子呢？方舟子和崔永元呢？”
2015年6月上旬，英国戏剧家王尔德的《不可儿戏》，被作家、文化评论人周黎明“本土化改造”后，在北京繁星戏剧村连演了十场。
原著里，资产新贵约翰·华兴（周版为鲁华兴）看中了老贵族巴拉克诺夫人的女儿关多琳（周版为溥夫人），巴夫人便盛气凌人地审问鲁华兴。谈到政治问题，19世纪末的英国政党段子，扔进中国剧场不可能听到一丝回响，但“郭韩方崔”式的改造，果然换来了意料之中的爆笑。
《不可儿戏》正式演出前做过一场预演，演员徐峥、陶虹，主持人张泉灵等人纷纷捧场。有人问周黎明：“你不是和姜文关系不错吗？怎么不请他来？”
“姜文要是来了，肯定骂死王尔德。”周黎明温厚地一笑，答道：“王尔德的价值观有很轻浮的一面，这和我们，包括姜文，所熟悉推崇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包括从戏剧地位上，别说莎士比亚，萧伯纳都比王尔德高一些。但恰恰是王尔德的这种轻，却和当下中国的情境是很契合的。”
有了王思聪，才有中国的王尔德
让周黎明意识到王尔德和当下中国关系的人，是王思聪。
《不可儿戏》首演后，有观众不客气地评论：“这跟《小时代》没差多少啊，郭敬明炫富，你不也在炫富？”这个评论有一个著名的背景：2013年《小时代》上映时，周黎明直斥“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拜金的电影”。
周黎明对“一样是炫富”这种评价显然不高兴：“连这点儿区别都分不清，那我也没法解释了。《小时代》告诉你，钱就是幸福的唯一标准。王尔德对钱的态度，却是既追求它，也嘲笑它的。”
后者在周黎明看来，是种“高级的东西”，他盯上王尔德和《不可儿戏》，恰恰是因为“中国近几年，也有了这种高级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要把王尔德式幽默移植到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早十年，“炫富”都没法提；没有足够多的中产白领，人们大都忙着讨论悬殊的贫富差距，忙着“仇富”，哪会有人理会王尔德笔下“贵族”和“新贵”的冲突？
中产逐渐崛起，人们对钱的态度也就没那么你死我活了。王思聪和上百万他从来不认识却叫他“老公”的人，用嘲笑和自嘲，一起成了中国的“王尔德土壤”。
重翻王尔德，周黎明感到《不可儿戏》特别容易翻译成当下的中国语境：原著里，两个男主人公雅吉能和约翰·华兴，各自有一个捏造的身份，梁勉仁、华任真。当雅吉能需要躲避他那烦人的姨妈巴拉克诺夫人时，就谎称梁勉仁病了，要前去探望，再顶着梁勉仁的名号寻花问柳。当华兴在乡下住得腻烦了，想去伦敦放风时，他也会对受自己监护的侄女西西莉谎称，城里那个不听话的弟弟华任真又惹事了，他要去处理。可车子一停到伦敦城，华兴就化身为华任真，为所欲为。
这样的假身份到了周黎明的戏里，成了微博账号。“王尔德说给男人一个面具，他们才会展露真实的自我。我们现在太方便了，一个人可以有十几个面具。”周黎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微博上的王思聪，占真实的王思聪几分之几，谁知道？”
19世纪末英国伦敦与当下中国的种种照映，刺激着周黎明的表达欲。事实上，他也希望别人看到不一样的周黎明——不是那个骂《小时代》的周黎明；也不是更早时候采访章子怡，被骂为“替章子怡洗地”的周黎明；甚至不是影响了很多人观影喜好的影评人周黎明。“我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他会这样强调，“我擅长的是中西文化的连接和转换。尤其是具有很大转换空间的时候。让我去翻译新闻发布会，我可干不了。”
就要“像神经病一样”地演
《不可儿戏》让周黎明转换得很high。原著里，雅吉能通过华兴落在自己家里的香烟盒，发现了华兴多重身份的秘密；到周黎明这里，香烟盒换成了iPad。原著里，巴拉克诺夫人侃侃而谈自己的审美：“法国歌都不太正经，德国歌听起来就正正派派。”到周黎明这儿，是：“凤凰传奇不行，太俗；王菲吧，我老怕她出家。”
英式幽默隐晦的包袱中国观众有时很难接受。巴拉克诺夫人审问华兴，第一个问题是：“你抽烟吗？”“我抽。”“很好，一个男人应该有事情做。”这个包袱在剧场里演，怎么甩都不会响。周黎明把抽烟改成更直白的打游戏，果然大部分观众买账。
剧中人物的名字和背景，周黎明也尽可能“本土化”。旧贵族的纨绔子弟雅吉能成了“富二代”阿吉。阿吉在微博上示人的身份叫“班伯利”。“班伯利”三个字，在周黎明撰写的剧本上标注着“华兴拉长音重复”。“‘玻璃’，这会引发某种联想吧？”他说。
“英国的话剧演员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演得十分娘娘腔。英国文学研究界甚至对《不可儿戏》始终有一个讨论，雅吉能假扮成另一个身份去泡妞，其实是不是去搞同志？”周黎明解释道：“我让阿吉故意用班伯利这个名字，假装成‘Gay蜜’去泡妞，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在同志饱受歧视的时候，是不可能有异性恋去冒充同性恋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揣摩，是因为王尔德本身就是同志，并因同志身份，受了两年牢狱之苦。狱中他写下《深渊书简》，歇斯底里地埋怨情人波西、痛斥将他推上绝境的舆论与法律后，又清醒地反思了艺术与苦难的共生关系——很难想象，120年前的苦痛，今日反倒成了一种“优势”。
巴拉克诺夫人被移植成“溥夫人”，对周黎明而言是最难的部分。中国没有老贵族，有，也早被抄家了。姓溥，其实是胡搅蛮缠地和溥仪攀亲戚。
溥夫人在剧里神气活现：“我们家从慈禧那阵儿起就没站错过队。”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句扯淡的话——从没站错过队，这是不可能的。溥夫人这么说，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深厚背景——中国没有老贵族，但革命资本可比钱重要得多。
周黎明期望溥夫人能承载自己对有权势者的观察。他为溥夫人写了一句台词：“我已经二十年没上班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的。”这句矛盾而充满内涵的台词，其实源自1980年代他与一位中央部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聊天所得。
由演员木易反串的溥夫人，最后俨然成了整出剧的包袱核心。在排练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溥夫人的表演过于夸张，“像神经病一样”。到预演时一试，导演周黎明赶紧调整：都得向溥夫人那种夸张式演法靠拢。
在此之前，周黎明揣摩过英国版、美国版《不可儿戏》的话剧版、电影版。美国人都是放开来演，英国人则喜欢“端着演”。可就算英国人热衷于“端着演”，1952年的电影版里，老戏骨玛格丽特·鲁斯福德也是一幅老神经病的样子。周黎明果断选择了美国式的夸张，但究竟应该神经病到什么程度，他还在慢慢调试。
为什么不黑色？
在强调“每个人有很多面”的周黎明看来，《不可儿戏》的人物形象过于扁平。于是，他在剧本中加上了一段画风突变的诈骗情节。
这段情节改编自王尔德另一部作品《理想丈夫》的部分剧情：华兴和阿吉的老同学钱菲莉从巴黎回来。钱菲莉想和老情人阿吉结婚，阿吉却已和贾西西订了婚约。钱菲莉拿出华兴多年前不为人知的秘密来要挟，阿吉不得不挺身而出，娶下钱菲莉。
《不可儿戏》原著中，华兴最后发现自己从小就没见过的父母，其实正是巴拉克诺夫人的姐夫、姐姐；而雅吉能，其实是他的亲弟弟。这成了这部讽刺话剧最为温情脉脉的一幕。
但在插入了《理想丈夫》的周黎明版本中，这一感人场景，不过是场骗局。华兴、贾西西、钱菲莉通过认亲和结姻，打入溥夫人一家，计划用一个虚构的投资项目，骗走这个老太太的积蓄。谁料，最后骗局却被贾西西反戈戳穿——贾西西见过溥夫人后，突然发现溥夫人正是自己小时候流落街头时仗义施财的救命恩人。
那项虚构的投资项目，被周黎明设定为“非洲冰雪世界”。早年周黎明参加记者团，到新疆采风。当地接待方第一天就带他们去吃海鲜——从海边空运到新疆的海鲜。周黎明实在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在新疆很贵，又不好吃，我们都是从海边来的，为什么给我们吃这个？”现在他想通了：可能是接待方自己想吃。
市场上热钱越来越多，读过MBA的周黎明觉得大部分决策就像新疆那顿海鲜一样不科学，这也让他想起英国人，在《唐顿庄园》里，在19世纪古典气质的英国庄园里，贵族们大都会涉足这种无头苍蝇式的投资：“全世界都是，我反正有钱，我特别任性。”
最终，在新加的部分剧情里，剧中人物展现了他们的另一面：看起来忠厚的华兴原来是个诈骗犯，看起来吃喝嫖赌的阿吉原来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看起来最面恶的溥夫人，竟然也曾经救过别人……
“原剧的核心元素是两面人，那我就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周黎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只是对于观众来说，增入的这一部分情节，剧情过于庞杂而逻辑线众多，未必能够起到十足的效果。
2014年7月，周黎明执导的第一部话剧《环路男女》有过不错的口碑。“可能当时大家只知道我是影评人，期待值特别低。”周黎明笑道。
2014年首演时，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那对主角夫妇究竟是走在一起还是分手了？演出完，有记者告诉他，最喜欢他的黑色幽默，周黎明恍然一惊：为什么要顺应观众，大团圆结局？为什么要坚持貌似温馨的假象？为什么不坚持“黑色”？
2015年《环路男女》计划进行第二轮巡演，他打算加上一个“黑色”的结局。
“可能我受赖声川老师的影响很深，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温情在，注重人性好的一面。”周黎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到了我这个年龄，欣赏的东西和想做的东西未必是一样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