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情结”到底从何而来？
最后更新：2015-09-09 22:51:49来源：澎湃新闻 徐萧
9月7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静安、闸北两区合并消息终于获得官方回应。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9月7日晚间表示，上海发布今天接到媒体有关闸北静安行政区划调整事宜的询问，经向有关方面核实了解，关于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
消息一出，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段子手更是满天飞。相比于2009年南汇和浦东合并为新的浦东新区，2011年黄浦和卢湾合并，为何这次静安与闸北酝酿的“撤二建一”会引起如此多类似“贵族小姐嫁吊丝”的调侃？这得从两个区的历史发展说起。
因租界发展起来的静安
静安区因区境内千年古刹静安寺得名。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包括今天静安区在内的租界区，在当时都是荒凉的农田和坟墓。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介绍认为，“（上海县）城北和城西是上海人建坟墓的地方。因为完全是郊外，所以地方政府租给洋人压力也较小。当时的土地章程还有一条规定，允许华人到租界里去扫墓，不能干涉。这可以证明租界地区原来是很荒凉的，之后才慢慢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就静安区境来说， 1860年代，因为战争关系，英国殖民主义者越出租界建筑了几条军用马路，其中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新闸路经过静安区境。此后，区境逐渐城市化。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扩展，静安寺以东地区被划入。1914年法租界扩展，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徐家汇路以南地区被划入。至此，境地成为三界（公共租界占65%、法租界占10%、华界占25%）分治的局面，静安寺地区则是三界交汇之处。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将全市陆续分为30个行政区，区境分属静安、新成和江宁区，“静安”作为一个区的名字就是从此开始。
1922年，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近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口西望，前方左侧路口为慕尔鸣路(茂名北路)口。
静安寺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大都会舞厅旧影。
因此可以说，今天静安区所辖区域，在晚清近代的发展是和上海租界的建设分不开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中，因为很大部分属于公共租界，静安区境在战争中没有受到毁坏。
“静安区相对于黄浦区来说，在租界里是比较晚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环境较好，规划较好，安全有保障，所以，居民中职员、商人、有较高收入者颇多，因此，在上海人眼里，被视为‘上只角’。”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建国以后，上海行政区划几经调整，静安区也分分合合。1956年，上海市区划调整，区境分属新成、长宁区，静安区建置撤销。1960年，区划再次调整，重建静安区，撤销新成、江宁区。此后，静安区基本保持了现在区划面貌。
闸北如何从华界工业大本营沦为“棚户区”
闸北虽然在得名和建置上都早于静安，但发展则要晚很多。据熊月之介绍，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闸北区境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就是为了抵御租界的扩张。当时，“为提高市政建设水平，抵御租界扩张，寓沪绅商创办地方自治机构闸北工程总局，区境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闸北亦成为比较特定的区片名称。”熊月之说。
在闸北工程总局的规划下，闸北区境首先修筑了南接租界的北河南路（即今河南北路）、北抵靶子场（今虹口公园）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尾端的宝山路，它成了闸北东部的南北干道。在西部今石门二路以北的苏州河上建造了一座“新大桥”，桥北辟南北走向的新大桥路。在新闸桥北边，也开辟一条马路即新闸桥路，后又在这三条路之间修筑了海昌路，南、北川虹路，宝兴路，由此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
1908年底，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站就设在闸北区境（后称为上海东站）。后这条铁路的向东延伸至宝山路、天目路附近，成为上海北站，现在变成了上海铁路博物馆。“以后，尽管上海还设有南站、西站，但闸北一直是上海最大火车站北站所在地。”熊月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闸北成为沟通上海与外地的陆路交通枢纽，为此后闸北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20世纪20年代的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今为武进路口。
20世纪初的北四川路已成为繁华的商业街道。
因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一些清政府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纷纷到闸北投资，争购地皮，建厂开店。商务印书馆、闸北水电公司、福新机制面粉厂、“亚洲第一的东方图书馆”等先后落成。至辛亥革命前后，闸北已形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区。
沪宁铁路与淞沪铁路车站的周围逐渐形成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闸北的东部和南部道路纵横，人烟稠密，其繁华堪与租界相比。到20世纪20年代末闸北因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被誉为“华界工业大本营”，同时也成为华界近代文化中心之一。
但是，两次淞沪战争几乎摧毁了闸北三十年的建设成果。尤其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3个月中，入侵日军在闸北施虐80天之久。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达数十万，大量人才和资金流入租界地区。工商企业几乎全遭毁损，40余所中、小学校被炸毁，区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所有建筑物几成废墟，仅存工厂27家，商店234家，医院8所，且多在境内租界地区。闸北华界地区元气丧失殆尽，失去昔日的繁盛景象，成为上海最穷苦之地。
而在闸北彻底沦陷后，1300余亩土地被侵华日军圈为军用，百业萧条，物价飞涨，不少居民处于饥饿状态，倒毙路旁者甚多。战争废墟逐渐成为灾民、难民聚居的棚户区。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以致被人讥讽其是一个“光有躯体”的“赤膊区”。
丁力的梦想和“静安情结”
建国以后，上海的行政区最多时达到了31个，其后分分合合，静安区甚至一度被并至新成区、长宁区。截止到目前，上海市辖区为16区1县。如果将全国行政区划沿革和其他大城市行政区划发展放在一起考量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心城区的合并其实是全国的趋势。
只不过这次上海静安与闸北两区酝酿中的合并，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讨论和关注，主要还是来自于普遍认为的两个区“门不当户不对”，所谓的“贵族小姐嫁吊丝”。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电视剧《上海滩》中，上进青年丁力曾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或静安寺，如今看来终于要实现了。
追求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是所有人的梦想，但是梦想着搬进霞飞路或静安寺的丁力所要求的并不止于此。熊月之认为，丁力的梦想反映的是近代上海人的普遍心理。“近代上海人，房子在哪里，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鲁迅晚年也想将家从虹口搬到法租界，但经济实力不够，没能将理想变成现实。”
这种将居住地和身份挂钩的想法其实在今天仍大有市场，各种地产商也都深谙此道。“静安情结”显然也在部分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反射。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夏心愉在评论文章中讲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
家里一位长辈，退休后随儿子住到了市郊别墅，她和老伴在静安区还有一套“一室半”的老式公房，但这位长辈坚持不卖老房子。这样她逢人便可以介绍：“喏，我家是住在静安区的，户口也在那里，你看看我的身份证号码就知道了。”夏心愉对此评论道，“其实，‘地段’意味着面子，意味着在他们的文化体系里，根深蒂固的某种优越感。”
但是，“静安情结”显然也不能完全归结到“身份”和“面子”问题，对现实资源配资、环境和原有生活形态是否会发生改变的担忧，也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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