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先生”李志: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最后更新:2015-06-16 01:35:57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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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李志一把火把所有实体唱片烧掉。摄影_撒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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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7日,李志巡回演唱会杭州站。摄影_秦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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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录制《我爱南京》专辑。  摄影_许鹏

 

记者_李纯 南京报道

多年以后,李志的父母还不知道李志的真正身份其实是一个歌手。

1999年的夏天,李志从东南大学退学,需要家长签字,亲戚老师朋友挨个劝他,没用,他一意孤行——李志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得了。他成了无业游民,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里,每天窝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到处跟朋友借钱、蹭饭。

他和父母的交流极少,家人问他的情况,他瞎编,“上班”,“最近公司忙。”李志解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唱歌不是正道,至少在他们看起来我过得OK就行了,至于我工作做什么要讲也没用,他们懂什么?对吧。”

如今的李志,在父母的眼里俨然是个闯荡成功的游子,他得空回家,开着锃亮的吉普车,告诉亲戚们:“这车得三十多万。”他在南京买了一套房,三百多万,前两年他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亲戚们都觉得李志一定当上了老板。

李志确实算是当了老板,他在南京注册了一个公司,名字就叫“李志”。他的团队都是多年熟悉的朋友,人人有股份。他想象了一下公司该有的样子,照猫画虎,写了一份董事章程。团队的人叫他“董事长”,他定方向,然后分配给其他人去执行。有一条像钢铁般坚固的共识:李志是核心,而其他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李志服务。李志永远有一票否决权。

去年,李志计划要办六场大规模的巡演,最后一站定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观众规模扩展到五千以上。对于一直走livehouse巡演路线的独立音乐人来说,这是一次冒险,但也具有象征意味。在此之前,在工体演出的摇滚歌手最具标志性的是崔健,民谣歌手则是鲍勃·迪伦。

迟斌劝李志,“接受媒体采访吧。”迟斌是李志的经纪人。

在后来的采访中,李志向《南都周刊》记者解释他拒绝媒体的原因:“不是我不欣赏你这家媒体,而是我从心底上认为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宣传,包括做演出,就发个微博,微信推送一下呗。”

但这一次,李志妥协了。他说,这是他近几年最大的变化。以前任性,认准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顾地做下去,一根筋。现在李志学会控制,“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配合让这次演出顺利进行下去,风险太大了,我不能够按照我以前的方式做。”

像管理球队一样来做音乐

三月的南京还没有完全祛除寒气,由于山脉阻挡,这里的空气潮湿又凝固,因此南京人喜欢把其慵懒的性格归结于温吞的气候。

李志在位于高架桥边上的一个艺术园区内接受采访,那正是排练休息的间隙,他和乐手们在客厅抽烟,他个子不高,一身运动装扮,看上去像个大学生。每周有五天的时间,他会固定和乐手在这里进行排练。他们简短地交流,很快,李志扔掉烟蒂,对其他人说:“来吧。”

李志的乐队出了名的规范和严谨。2010年李志重组乐队,每一个乐手进来,他会列上好几条规则,对方得接受,才能入伙。最重要的一点是守时。比如排练,迟到三分钟以内,扣一半的排练费,三分钟之后就全扣。

每次乐队到外地演出,如果主办方的大巴定在11点半,李志一定提前十分钟就在酒店楼下等,然后在旁边一个一个看着11点半之后的乐手上车。那个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凝重,李志不喜欢展露情绪,但是他不说话,其他人就知道李志生气了。

这些微小的细节,对于李志来说,是乐队是否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以前说两点开始,三点来齐了就不错了,再吹吹牛逼,调调设备,导致同样的事情本来十天可以达到的,要用上二十天,现在呢?我说一点开始,大家一点前都能到。”

除了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李志在乐队排练中,表现出一种做数学题式的严谨。排练室里有一块长方形写字板,李志会把编曲用公式的形式写下来,前奏、间奏和尾奏各个部分采用什么乐器,奇数弹什么音偶数弹什么音,规定完以后,乐手按照公式演奏。

  这是一种快速并具有效率的排练方式,有的时候却会让人觉得过于死板。“我不太赞成这种方法,我认为音乐是一种语言,不同的情绪会演奏不同的音乐,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我喜欢那种大家一块儿玩,比如吉他手想了一段旋律,先玩个四十分钟一个小时再说,从这个里面相互碰撞出火花,然后拼出一首歌。”吉他手袁铮评论。

在降低风险和灵活性之间,李志永远会选择前者,“即兴创作有乐趣,风险也会很大,就是你弄得好的时候特别好,但大部分会很屎,毫无章法。”

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李志为了追求一场毫无破绽的演出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很多乐队排练,一首歌两三遍就过了,李志需要十遍、二十遍,直到达到他认可的程度。

李志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乐队阵容,在李志的乐队,人情永远排在最次要的位置,他告诉乐手:“如果哪一天崔健找你弹吉他或者打鼓,挺好,我欢迎,我亲自送你们过去。同样的,如果我发现一个乐手比你好,那你就走。”

“这是一支球队,要定时训练,定时比赛,引进人淘汰人。” 李志给自己定位,他就是个球队老板。排练时,乐手之间的分歧时有发生。但大家有共识,所有的乐手必须围绕李志服务:如果李志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其他乐手则要无条件服从。

“在我们看来李志在南京就是开公司的,乐队排练跟打卡上班似的。”胡欣说,他是李志第一支乐队的键盘手,那支乐队维系了一年多之后,于2009年宣告解散。

乐队伤害了李志

在胡欣看来,李志对于如何做好音乐这件事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清晰随后强化的过程,“这么多年下来,李志越来越清楚他自己的未来和他想要的味道是什么。他原来可能都不清楚要什么味道,到最后他清楚要什么但不知道怎么指导别人,现在他不仅清楚还能用一些方法指导你达到他的味道,这是他的进步。”

刘威是李志大学时代的好友,参与了李志前三张唱片的录制,这是三张被李志称为“low-fi”的专辑,现在回看,他觉得那种粗糙简直无法直视。

但在当时,那却是一无所有的李志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他和刘威租了一间小库房,没有隔音墙,他们把棉被粘在墙壁上,屋子里凌乱地堆放着各种乐器、音响,都是给他帮忙的乐手从自己家带过去的。乐手也是东拼西凑,谁乐意谁来帮,光吉他手就用了四五个。

回忆起那段光景,刘威充满了愧疚。他白天上班,李志就等他下班结束再录音,刘威贪玩,下了班和一帮朋友吃饭,李志就在旁边等着,常常等到半夜才能开始录。有的时候,刘威录着录着睡着了,李志还得敲敲录音室的玻璃,把他叫醒。

刘威甚至晚上会把女孩带到录音棚里睡觉,而“李志着急地晚上一个人偷偷在那儿哭。”刘威回忆。

2007年,李志组了第一个乐队,南京音乐圈子小,彼此都认识,朋友介绍朋友,“李志要组个乐队,你要不要来帮忙?”很快一个五人的乐队组建起来。

对于南京的大部分乐手来说,大家在一块儿组乐队,图的是个感情,新鲜,好玩儿,相比于氛围,业务有的时候并不那么重要,这也导致乐队的成长十分缓慢。

到了2009年,李志借了三十万,去北京录制专辑,在那段往返于北京和南京的时间,胡欣明显感觉到李志的焦虑。以前排练,李志喜欢跟他调侃几句,“哎呀,胡老师今天这衣服怎么怎么样。”但是到后期,李志不爱说话了。

出去巡演,有的乐手把女朋友带上,影响演出,“那也闹得挺不愉快的,其实现在想想,乐队伤害了李志。”刘威说。

“我们那个时候的关系并不是说像现在他这个乐队跟他的关系,现在更像雇佣关系,我们可能更是朋友在一起玩,我不是有义务来给你弄,比如我迟到了或者干吗了,他也根本说不出口来罚我的钱,因为我不属于你,我们大家就是一起玩而已。”胡欣解释。

余赣宁一直在李志的乐队中担任鼓手,他回忆:“当时的状态和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想说‘我会听你的’这种状态。我们想的是大家一块过来帮忙,帮你做一些事情,仅此而已。那你提那么多要求,要看我愿不愿意接受。”

2009年新专辑《我爱南京》首发演出,那场演出对于熟悉李志的歌迷来说是一次极度震撼再也无法复制的表演。在现场,李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暴躁,他声嘶力竭,一度落泪。演出尾声,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李志宣布乐队解散。

当时在场的乐队成员都非常惊讶,没有人想到李志会以这样一个粗暴又极端的方式终止合作。胡欣后来承认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李志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他拿更高的标准的尺子来衡量我们,当他的标准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就越能看到我们与这个标准之间的差距,他心里的落差越大,他就越来越焦虑。他看到了这个前景,如果我们这么做,也可以达到这个,但是他又无法直接苛刻地要求我们。”

李志的规则

这是李志和南京很多乐手不同的地方,“南京很多乐手处于那样的状态:要么没机会做那就不做了,或者就在那儿隐忍着,慢慢积累。可是李志会主动地往外推这个事情,没机会我创造条件也要走出来。”韩俊这样评价李志,他是南京90年代的音乐人之一,曾经和同道人创办极地77酒吧,这个酒吧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南京地下音乐的地标性场所。2006年,李志在那儿当了一年多的驻唱。

和李志的第一次交往就给韩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会儿极地777聚集了南京最好的乐手,慕名而来的歌手络绎不绝。

面试当天,李志临时有事,没能赴约,托人给韩俊带了一封信,手写的,两张纸,“原因说得很细致,大概了解他有什么事情,来不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再约。”韩俊嗅到这个小伙子有种不一样的气息。

李志确实带来了和周围人不一样的气息。对于音乐行业他持有己见,这种认知除了对于自身音乐形态的坚定,另一方面也呈现于他与行业、观众的关系。

评价音乐行业,李志直接了当:“整个行业大部分人是很懒的,郭德纲以前说他们相声界的,厨子居多,我们这个行业呢?什么屌人啊,如果不许这帮哥们唱歌,你看这些人有几个能活下来的,去做个民工都做不了。”

很多既定的规范也让李志无法接受。一场演出推迟个十多分钟开场是个常态,主办方想要人多一点,气氛好一点,而歌手也不认为演出时间推迟是个事儿。李志的演出几乎没有推迟过,“在我眼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它是诚信的表现之一,因为买票的时候你说了几点开始,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还能做到什么呢?”

李志的演唱会不设返场环节,按照歌单唱,该唱的唱完就结束。有一次,他去看曲婉婷的演唱会,那场演唱会的名字叫“我的歌声里”,结果演出结束了,曲婉婷也没唱那首歌,观众在台下欢呼,叫安可,闹腾了一阵子,曲婉婷返场,唱《我的歌声里》。

李志在台下觉得演唱会返场的桥段太矫情了,“怎么可能嘛,这是你最红的歌,你就结束了,明显是设计好返场的,对吧?没必要,你觉得呢?不矫情吗?在我的价值观里面这种事情比在台上跟观众说大家好,我爱你们还要虚伪。”

李志试图在已经崩坏的音乐行业内建立属于自己的规则。有一次,李志想在专辑里翻唱好朋友张玮玮的《米店》,他向张玮玮询问:“授权费是多少?我给你准备个协议。”张玮玮只好象征性地填了十块钱。

后来罗永浩也打电话给张玮玮,说做手机要用《米店》做铃声,罗永浩在获得同意后,也说“我要让他们准备合同了,授权费你来说。”张玮玮也一样填了10块钱。他觉得有意思,“李志和罗永浩挺像的。”

南京个体户

民谣歌手张玮玮第一次听到李志,是在一个朋友的车上,那首歌叫《梵高先生》。张玮玮听完就特别喜欢,路上来回放了两三遍。第二天他又听了李志其他的歌,“他唱片录音特别差,音都不太准,但是气质很好,是一个北京之外生长出来的东西。”

2005年到2007年是李志开始慢慢发酵,被外部认知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恰恰是北京地下音乐发展得特别糟糕的一个时间段。唱片公司纷纷倒闭,许多乐队解散,包括左小祖咒的NO乐队、舌头乐队、野孩子乐队当时几个比较重要的独立乐队都散伙了。

签约十三月公司的万晓利最初是三十多个人的团队为其服务,两年不到,十三月整个公司也只剩下几个人;而签了大批地下音乐人的摩登天空在那个时候几乎可以用苟延残喘形容,外人都觉得它快倒闭了。

这是一段艰难的转折期,数字音乐使得传统唱片公司惯性依赖的一套工业系统被整个打垮,新的演出系统没有建立,北京整个地下音乐生态萎靡不振。而此时,南京李志红了,网络各个论坛都在议论着这个叫李志的歌手。

“李志可能是我们这批人中第一个纯粹从网络出来的歌手,他不是靠一个音乐圈子或者唱片公司的烘托,他从一开始就是独立于这些之外的。”张玮玮评价。

胡欣一直到跟着李志去北京演出才发现他很受欢迎,演出前胡欣问能有多少人看?李志告诉他四百多人。胡欣不信,在南京能有一百多个人来看已经很棒了,“能有这么多人?”演出开始,场地几乎满了,“我当时很惊讶。”

余赣宁第一次帮李志打鼓,听他唱歌,李志音准很差,“我很诧异,觉得这样的歌也可以出专辑吗?因为在我看来,唱歌最基本的是音准节奏,他节奏还好一点,音很不准。甚至早些年,我觉得他其实不算是在做音乐的,更像一种艺术形式。”

《我爱南京》那张专辑,为了李志的音准,余赣宁修音“修得很想死”,“你修过了就失真了,不像是人类发出的。”

毫无疑问,李志的音乐并不符合流行音乐工业线上的审美,但是李志就这么被大多数人喜欢了,他的演出门票即使在预售期也一票难求。舞台上的李志有种神奇的感染人的魔力,胡欣告诉李志:“我平时不会听你的歌曲,因为你的歌不是我的菜,但是我告诉你,你演出的时候,当我感受这种状态,我被感动过。”

“李志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他只描述自己的情感,‘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我们生来就是孤独’,这样的大白话会让你特别感动,你听完就觉得我不是孤独的,你看李志也是这样的,他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一模一样的迷茫。”张玮玮评价。

李志身上有两个鲜明的标签:“个体户”和“南京”。独立唱片公司十三月和流行唱片公司环球华纳都曾向李志表明签约意向,均被李志拒绝,后来李志干脆对外宣布不会从属于任何一家唱片公司。

很多音乐人聊天,大家聊哪家公司怎么样,聊着聊着有人会很自然地会蹦出一句:那李志没签公司,人家弄得也挺好。张玮玮觉得李志的坚持给了很多独立音乐人勇气,“一个人单打独斗,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全、不确定的东西,你会消耗特别多精力在音乐之外,我们聊天的时候李志都会是一个范例,其实是有激励到我们。”

对于南京的独立音乐来说,李志的意义不言自明。李志一直坚持用南京本地的乐手,于是南京城里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琴行里的一个小朋友学琴特别努力,别人问他为什么学琴,他回答,好好学以后可以进李志的乐队。

去年,李志在南京办第五次跨年演出,请朴树做嘉宾。朴树唱完以后,在台上很感慨,说了几句话:“2009年和公司解约出来,做独立音乐人,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做独立音乐人的艰辛。如果我当年没有离开南京,我觉得我每天应该和李志混在一起。”

梵高先生

在某种程度上,李志有着一套他特有的成功学。他价值观清晰,强调勤奋,做事认真,他拥有歌手稀缺的理性特质,时刻懂得把控。李志看演出从来不会挤到最前面,他喜欢一个人蹲在一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冷眼旁观,一边看台上的人,一边看台下的。短暂的狂欢会让李志感受到一种荒谬,“你不觉得很傻逼吗?无非就是假装忧伤假装愤怒,假装我喜欢你,假装你喜欢我,假装我们喜欢这个晚上,出了这个舞台,谁记得谁?”

当灯光置换,李志站在台上,接受观众的欢呼,他的内心处于一种克制的冷静状态,“我很清楚肯定有一些人像我一样蹲在角落里冷静地看着这一切,然后说太傻逼了,就像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李志内心在想什么,他的愤怒、脆弱、沮丧或者悲伤,都被他强大的理性深深地掩埋起来。

张玮玮第一次帮李志录专辑,他在录音室里面录,李志在外面,隔着玻璃窗,张玮玮看到李志拿着笔,在纸上写东西,“我在里面就想他在写什么,他肯定想我拉手风琴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录完我得看看。”他推门走近,“纸上是什么你知道吗?画满了圈儿,我也不知道他意味着什么。”

“李志是一个很封闭的人。”张玮玮说。李志在他最受欢迎的那首《梵高先生》里面写,“不管你拥有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