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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0日，江苏省睢宁县小新星英语学校学生们身穿古装，双手抱至胸前拜孔子。
       近日，国学教育学科得以确立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了坊间热闹的议题。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讲，国学究竟指的是什么当然会有明确的规定，这点几乎是不容讨论的，一旦明确，就需要坚决的贯彻。这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不过，在学理上，国学何谓却是可以讨论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国学教育时增加几分自觉性，使得我们对国学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会天真的以为穿着长袍马褂逛街就是在讲国学了。曹聚仁先生当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的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那“是很危险的”。而前人比如被誉为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无疑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从章太炎本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学”作为内容当然是贯穿其一辈子的思想主题。从他入俞樾的诂经学社做学生起，直至临终那一刻，他坚持的就是“饭可以不吃，学不可以不讲”。不过，“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在他的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早先，作为国粹派主将的章太炎是用“国粹”来指称后来“国学”所代表的内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将概念改换成了“国故”，并作有《国故论衡》。在第三个阶段，才有“国学”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还会使用“国性”来称呼国学。显然，就这四个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国粹”无疑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难以回答“凡是历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吗？”这样的疑问。“国故”则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似乎给人某种灰尘仆仆的感觉，比不上“国粹”的古色古香。“国性”所指当然也是历史传统文化。章太炎认为，中国当时面对强敌外逼，即便亡国了，只要国性存在，依然有复国的那一天。显然，国性的含义是比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较而言，“国学”的提法不仅中立，而且具体。以此为背景，我们似乎也能从“国学”立科而不是“国粹”立科的做法中体会出国家中正的态度。
       那么，国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国学的派别”究竟有哪些？他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的派别。这些派别绝非儒学一家能够涵盖的。
       章太炎指出，经学包含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家，每一家又有各个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家，认为今文经学所讲的，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总体上倾向于此。对此，他是有些不满的。他认为，就“六经”本义而言，“无一非史”。《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是确定无疑的史；《诗经》大部分是为国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谣，所以也是史；《礼经》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是显明的史；《易经》蕴含着史的精华；《乐经》已经失去，但章太炎揣测它是家在乐谱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着史的特性的。可见，章太炎坚持“六经皆史”说，所以正如汤志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学的派别中章氏并不专列史的派别。由于“六经皆史”，章氏反对对六经“推崇过甚”。这个态度当然和他古文经学的立场密切相关，然而，今日我们再来看“经”，它们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还是需要与时变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否则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抬举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来，对他们我们只有跪拜的分。
       关于哲学，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谓哲学的主要派别。他认为，《论语》一半讲伦理道德学，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谈过哲理；老庄的主张，和哲学密切联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论理学”也即逻辑学；墨子的《经上》《经下》是极好的名学；法家之中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将他与哲理联系了起来。当然，这是章氏对先秦时期的哲学的刻画。事实上，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论述言简意赅，揭示了国学哲学之部的丰富内容。 2015年5月23日，河南商报小记者一行来到郑州文庙，披着儒巾、观祭孔仪式、赏武术表演。
       在这方面，章氏的观点独到而锐利。比如他认为应该高度重视王充在汉代的地位：“汉得一人，足以振耻”。但是，“王充破迷信高出杨雄之上，杨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两者应该同时阅读。
       还比如，他认为陆象山的弟子杨简的见解超过了陆。这个观点窃以为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很早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侯外庐先生曾经明确说过，他的学问得益于章太炎甚多。而他对杨简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朱熹。在此，我们似乎看到了章太炎的某种影响。换而言之，章氏对国学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其实已经悄悄的传入了其后正统的学术观点之中；当然，也许反过来说更加有意思：其后正统的学术观点是如何扬弃章氏的国学观点的？对前辈学者（比如“侯外庐学派”）的做法的研究和反思无疑有助于当下我们如何看待国学。
       但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章太炎明确表示，国学绝非只有儒学一家。
       同时，章氏的国学观有一个特色需要指出，这就是他会使用现代性的标准来阐释古人。这点充分的体现在他对庄子的理解之中。他认为，庄子的根本主张是平等与自由。《逍遥游》讲的是自由，《齐物论》讲的是平等。“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与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章太炎追求的是形而上的自由，“真自由唯有‘无待’才可以做到。”所谓无待，便是什么也不依靠。显然这种说法比较玄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自由这个现代观念的汲取和超越。
       而所谓的平等，也已经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不仅要求人与物之间的平等，而且，他还要求克服是非之心、文野之见、彼此之别，“一往平等”。这种对平等的理解，一方面也是玄虚的；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克服帝国主义侵略他国时所借用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口实。换而言之，章氏试图借助重新诠释庄子，来应对西方偏颇的现代性理论。其中无疑包含着积极的古为今用的经验值得我们反思。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章太炎完全站在了现代性的立场之上了。事实上，邵力子先生便批评章氏的国学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恶新”的弊病（当然，就章太炎对庄子的诠释而言，邵力子的批评并不成立）。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章氏在梳理完文学的派别之后，便对白话文颇多批评。他甚至说：文学“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邵力子先生就针锋相对的指出，“近年来，很有人怕白话文盛行，国学将废绝，其实看了国学讲演会的情形便可释此杞忧，国学讲演会的听众，据我所知，很有许多人是积极地主张白话文的。做白话文与研究国学决不相妨。”
       也许我们应该还可以补充的是，国学不但可以用白话来讲，而且，它也应该伴有白话的精神。这就意味着讲国学既是面向历史传统文化的，又要求着面向时代和未来，开出新的境界。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观点与做法，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