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城市的田园诗
最后更新：2015-07-13 19:54:45来源：新周刊 文/周华诚
种田这一门古老的手艺活，正在逐渐消失。但除了感叹，总该做点什么。我从城里回到乡下，希望用传统耕种的朴素方式，讲述我父亲的农人和土地的故事。
长大的过程，是离村庄越来越远的过程。
我从小在浙江衢州那个叫溪口的村子成长，每天上学要从广阔田野间穿过，闻着稻花和油菜花的芳香，农忙时和父母一样挽起裤脚下田，一个暑假下来整个人晒得乌黑。
当我因为插秧、割稻而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之时，父母的告诫就在耳边响起：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考上好学校，去城里工作，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那些终于考出去的被作为人生榜样，一遍遍挂在整个村庄的父母嘴上。
16岁我终于离开村庄，考上了几百公里外的省城一所中专学校——那意味着有机会跳出农门，获得居民户口，从此不当农民，从此不用下田。
后来，我在杭州拥有了还算体面的工作，买了房、安了家。我把父母接来，他们却怎么都住不惯。高楼就像樊笼，城里的平淡人情更让他们无所适从。父亲无事可做，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傻了。他们宁愿回乡下老家，没事时田埂上走走，也心满意足。
但村庄里像我父母这样的农民越来越少。几乎所有壮年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了。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熟悉的土地，转向陌生的城市和工厂谋生，土地似乎一夜之间被他们抛弃。可是如果死守土地，洒下无数汗水换回的收获，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过去的村庄少年，学习成绩好的，考上大学，成了城里人；成绩不太好的，进城打工，等老了回来，也不会种田了。
家里的土地抛了荒，长满野草。和我同龄的人，平时在村庄里见不到一个，只有过年那几天，大家呼啦一下重新出现，再过几天鞭炮味还没有消散，就呼啦一下全都不见了。
2014年春节我回老家寻访耕田佬。在我记忆中，耕田佬穿着蓑衣、赶着牛、扛着犁，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那是最江南、最唐诗的画面。我们村曾经有三四十头耕牛。
但很遗憾，寻访时我才知道，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只有两家还有耕田犁具，其中一户把五六头牛都卖掉了，只有另一户养着一头。用不了两年，全村可能再也没有耕牛，也不会再有人耕田了。古诗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再也不会出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牧童，再也看不到，“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的场景也只有向梦中寻了。
我在杭州生活，农事、节气、气候变化时时冲进我的脑海。都市人其实生活得很不接地气，与大自然很远，不知今夕何年，不知春秋夏冬。曾经用了一年，我按照节气规律，去西湖边行走，观察植物生长，试图记录下一些什么，试图重新与乡村生活联接起来。
这注定只能是一场徒劳。
我说想把大米卖30元一斤，父亲张大了嘴巴。
一开始我跟父亲说，我想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向城里人分享我们种的粮食，他惊讶极了。当我说到一斤大米30元的价格时，他更是张大了嘴巴。他觉得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高中毕业，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有两千元退休工资领。可他的身份终究是农民，一辈子都没离开土地。他看着自家一亩三分地长草，比谁都着急。其实那点田地能有多少收成？我跟他算过一笔账，一年忙到头，也就够自家吃的一点。
最近20年物价飞涨，大部分人工资也涨。10年前我是一名机关干部，年收入3万元，现在5倍以上；10年前建筑工地的小工一天工钱30块，现在200块都难招到人。只有农民的收入没有涨，在种子、化肥、农药价格翻跟头涨时，米的价格却没法涨。
2013年冬天，我在众筹网发起这个叫“父亲的水稻田”的众筹项目，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传统的耕种方法种一小片稻田。在城市生活了那么久，我知道城里人想吃到纯天然食物其实很难。另一方面，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在我看来即将消逝的农耕文化。这是一份对土地与农村的感情。
我将“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每斤30元。商场里的“精品大米”5斤礼盒装260元，前段炒得火热的“日本大米”每公斤100元，我带着天真想，自己劳动耕种出的大米，30元一斤怎么还会太贵呢？当然，30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我还设想了一些“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预订一定数量大米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来到水稻田亲身感受，20斤以上的可以分享粮食酿造的烧酒。
但其实我心里完全没底，纯粹当成一种尝试。没想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订完。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口，北到东三省，西到遵义，绝大部分是我不认识的人。
于是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只有不到两亩。我跟着父亲耕田的步子，在后边拍他犁、耙、耖，文字记录写了十几页。
2014年5月，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3天后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6月，秧苗长齐，可以插秧了，我在网上发出通知，请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稻田里体验；6月14日那一天，从杭州、衢州、常山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整个种植过程，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我把田间的观察与记录形成文字和图片，分享在微信平台。
父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学校长”。
因为下田，我与父亲之间的共同话题多起来，我对他也多了几分理解。
几年前，我还因为他不愿意住到城里、不愿意适应城市生活而生气，我们曾经吵得很厉害。我说，那点田地，那点稻米，我花点钱就买来了，我在大城市工作，还能买不起？
父亲说，那不一样，不一样的。那时候我其实不懂他。
水稻田项目“落地”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来路上要三个小时，原先我大概两个月才回一趟，项目实施后每半个月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忍不住往家跑。
我们的交流随之增多。为了这片新稻田，他学会用上了智能手机。我教他使用相机、微信，用家里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和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学校长”。每隔一两天，父亲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
有一次连续大雨，水淹稻田，我忧心忡忡，每天打电话回去问情况。幸好几天后水渐渐退去，秧苗重新露头呼吸。我们也就顺应天意，让它继续自然生长。
去年夏天特别凉爽，城市里我身边的人都表示这气候真舒服。而8月中旬一天我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
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水稻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我一下子觉得不安。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千百年来哪一季节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我们曾经自以为是，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
我带女儿回老家，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她插秧。
父亲说起，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的孩子都会出现在田地，大人手把手教孩子，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娴熟才行。
父亲还说起，他上初中时，我爷爷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还是坚持站在田地边看儿子做农活，指出哪里对了，哪里错了。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一直难以分清。
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种田太苦了！
但到了我的女儿，下田已经是一种娱乐了，每次跟我回乡下，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特别开心，感觉特别好玩，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她喜欢寻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虫与野花。
故乡在沦陷，但除了感叹，还应该做点什么。
因为这个“生活实验项目”，许多城里人也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大人都没有体验过。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也来到我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拍摄了两天。这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后来节目播出，我的父亲和几位一起到田间干活的朋友，在央视露了一个脸，大家很开心。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送到古老的碾坊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贵极了。我和家人一起把大米包装好送到快递点，寄给各地认购的朋友。
我把收到的所有反馈都告诉父亲，他开心极了。我很庆幸，当初那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
我的父亲为此自豪。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从没有因为种田这件事像这样感到过骄傲。我也希望，更多和我父亲一样的农民，都因为自己的田地而骄傲。
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谁的家乡不在沦陷？但除了感叹，还应该做点儿什么。哪怕力量微小，改变不了世界，或许可以改变身边一点点。
今年4月，“父亲的水稻田”第二季又开始了。上一季水稻收成，村里的老农对我父亲很羡慕，所以今年又有两人加入，67岁的凌云法和44岁的黄仁良，再加上我父亲，今年的水稻田是三位父亲的水稻田了。
春耕、播种、插秧、拔草、除虫、灌水，这是最传统的耕作。我们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讲述农人与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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