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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是匪徒和原始叛乱研究及爵士评论的最先践行者，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和旗手。
霍布斯鲍姆是个特殊的人，一则出身特殊，是一个中欧犹太裔英国人；二则行为特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保留英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直到英国共产党解体；再则历史研究的领域特殊，他的19、20世纪“四部曲”被认为是上接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并可与之媲美的巨著，而且对爵士乐、盗匪与原始叛乱的研究更是特殊。仅此几点，便使读者期望了解他的生平经历。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而他对共产主义的选择是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的。霍布斯鲍姆在奥地利维也纳度过了童年。在1920年代的奥地利，“不仅是一个原本就不想存在的国家，更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霍布斯鲍姆经历了种种经济困境，他的家庭境况令人担忧。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家无恒产、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在绝望中于1929年骤逝。两年之后，身为业余作家的母亲抑郁而终。
失去双亲的霍布斯鲍姆前往柏林投靠叔父和姨妈，在那里住了两年（1931—1933年）。此时正值全球经济危机，德国魏玛共和国倾覆之际和纳粹主义兴起之时。在这样一个“灾难的年代”中，“很难想象何谓生活在一个根本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世界里面。那甚至还不能真正称作‘世界’，只能说是一个临时停靠站，一个介于已经死亡的过去和尚未诞生的将来之间的过渡状态。”此时的霍布斯鲍姆就处在这样一个火山口，等待着火山的喷发。
期间，霍布斯鲍姆从一个中学生变成一位共产党员。在危机四伏的柏林，每个人都是泰坦尼克号邮轮的乘客，不得不与政治联系起来。这时，对霍布斯鲍姆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一个英国犹太人的选项，不论是亨利亲王中学传统形式的民族主义，还是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情况都没有两样”。1932年秋他加入共产党的附属组织“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参加各种抵制希特勒上台的活动。希特勒上台后，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取缔共产党。排犹活动使霍布斯鲍姆离开柏林，前往英国，“走上了另一段迷航之旅”。
1936年霍布斯鲍姆进入剑桥大学，其政治活动再度活跃起来，成为1930年代后半期剑桥大学部的共产党学生主角之一。1936年霍布斯鲍姆加入英国共产党。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共产主义的队伍迅速壮大，英国共产党成员激增。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剑锋直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秘密报告文本披露后，震惊世界，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地震性的影响。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则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事件的发展却使大批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退党。霍布斯鲍姆回忆说：“1956年起先只出现了一连串较小规模的危机；苏联军队重新征服匈牙利使得危机以骇人听闻的方式达到最高潮；紧接着是长达数月的无谓时论；最后事态急转直下让我们只能精疲力竭地承认挫败。”这一年，英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上处于集体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霍布斯鲍姆选择继续留在共产党，但与其他退党的同事一样，他在政治上失去了归宿。
1960年代前后几年，构成了霍布斯鲍姆人生的分水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但是已经没有了政治激情。面对1960年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霍布斯鲍姆选择旁观。此后，他将更多的激情用在历史研究。
从改造世界到解释世界，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的著作继续发挥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力。
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
汤普森谢世后，霍布斯鲍姆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他一生著述甚丰，包括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962）、《资本的年代》（1975）、《帝国的年代》（1987）、《极端的年代》（1994），另外还有史学方法的著作《论历史》，及研究下层人民的著作《劳工的转折点》、《原始的叛乱》、《劳工：劳工史研究》、《匪徒》等，研究爵士乐的《爵士风情》等。此外，他还是著名的历史期刊《过去与现在》的创始人员和编委会成员。
霍布斯鲍姆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是在英国。1934年，17岁的霍布斯鲍姆就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在这段时间，他成为爵士乐爱好者，这为以后写作《爵士风情》和用音乐去了解美国打下了基础。霍布斯鲍姆走向学术，与“法律上的父母”（因父母早亡，葛蕾特姨妈和悉德尼叔叔成为他的养父母）有关。他们希望他能够凭真本事进入大学，而不是痴迷于政治运动。
进入剑桥后，霍氏参加了很多学生活动，编辑《格兰塔》，进入“使徒会”，而且在学位考试中得到“星级”一等荣誉。霍氏认为，“党并不在意我们的个人需求，只要那不违背党的路线即可。但我们的职责不仅在于获得良好的学位考试成绩，而且还要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我们的工作”。在剑桥，霍氏开始接受严格的史学训练。
对于40岁之前的霍布斯鲍姆而言，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讨论，对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1946年至1956年发起成立了共产党史学家小组，霍氏在1956年多事之秋时担任该小组的主席。这十年中，他们持续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定期举行会议。地点是加里波第餐厅楼上的房间或“马克思屋”。1952年创办《过去与现在》期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学术交流与争论的平台。十年研讨会的生活，对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都有影响，他曾撰文回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
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中专辟一章来写历史撰述的变化，题为“与历史学家为伍”。通过对比波斯坦与纳米尔的差异，霍氏指出，“历史学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主要发展趋势。那是一场论战，参战的一方基于传统假定，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另一方则认为历史就是各种社会与文化在结构上的变迁。一方将历史视为叙事，另一方则将历史视为综合分析。一方认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类过去的事务，另一方却认为触类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霍布斯鲍姆属于历史撰述现代派，与传统派展开论战。论战的结果也许可以借用霍布斯鲍姆的原话，“即便如此，人们在1970年前后已可做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假定：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学现代化之战早已胜利。”1960年代末期的文化革命对历史撰述产生了影响，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挑战，倒不如说是情绪上的转变。政治向历史施加压力，“历史从未像今日这般遭到人们篡改和发明，但那些人想要的……只是一种可以配合其目的的‘过去’。今日是历史迷思的黄金时代。专业人士对抗政治、捍卫历史的必要性，如今显得格外迫切。我们责无旁贷。”这是一位老者和智者发出的警告，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以笔为利器，针砭时弊，或政治现状，或历史研究的传统。以他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注重考察下层人民的历史，主张“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霍氏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而不拘泥马克思经典的教条。他用历史学家的睿智分析时势，担当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双重身份的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双重身份的形成，是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在剑桥，他加入英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各类俱乐部和团体，而且学位考试获得星级一等荣誉，可以说这是霍布斯鲍姆双重身份愉快合作。而双重身份的第一次撞面发生在完成剑桥学业后，霍布斯鲍姆开始寻找职位之时。这时，各国开始反共运动，进行整肃活动。英国也不例外，但是“做法比较低调且更具绅士风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在寻求职位和进行学术活动时受到掣肘。但幸运的是，他任教的伯贝克学院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共迹象。而且该学院学生一贯的政治传统都偏向左派。霍布斯鲍姆在该学院“浑然天成的保护伞下面避开了外界的冷战压力。纵使如此，整体的学术环境并不好”。
从1948年起的十年中，霍布斯鲍姆前往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史教席屡次被拒，而且在职称上也无法升为高级讲师。在接获来自美国的第一封邀请函时，霍布斯鲍姆请朋友帮忙写一份学术证明，而朋友在爽快答应之后，紧接着问了一句——“你还待在共产党里面吗？”这就是冷战时代的写照。霍氏回忆：“冷战最让我愤慨的记忆并非没有工作，或者信件显然遭到拆阅，而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探讨工资劳动者兴起的小书，霍氏交稿后却被告知因言论过于偏颇不能出版，只给了25基尼安慰金。这时，幸运之神再次降，霍布斯鲍姆认识了出版商乔治·魏登菲德，这位出版商出版了他同一主题的一本书，并向他约稿。
霍氏度过了1950年代的人生过渡期后，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涯都出现了改变。在古巴危机期间与玛莲喜结连理。开始在国际上赢得若干声誉，故此可以前往其他地方旅行，在60年代前往美国、古巴进行学术交流，前往拉美进行考察。由于共产党员身份，霍布斯鲍姆得以接触到这些国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罗等。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充实和验证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原始的叛乱》。
对霍布斯鲍姆而言，马克思主义为他进行历史分析提供了一种视角和一种历史观。他能够很好地处理这双重身份的关系。但是，正如钱币的两面，这种奇妙的结合使他避开共产党的历史，对其三缄其口。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政策一边倒，“我们咽下自己的疑问与心中的保留，捍卫了苏联”。当苏联这艘满目疮痍的游轮最终沉入大海，“从短期或中期的角度来看，失败者不仅仅是前苏联的人民而已，更包括了全世界的贫苦群众”。霍布斯鲍姆对离开共产党的那些知识分子所参加的“新左派”不能给以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新左派’尽管具备可观的知识创造力，却依然无足轻重”。
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鲍姆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5岁。时任英国工党领袖的米利班德赞扬霍氏“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让无数人了解了英国上千年的历史。他把历史带出象牙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共产党员与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他的人生经历浓缩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