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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19世纪的超验主义作家，一个是4世纪的官员；一个在为反对奴隶制多次奔走市井，一个在为自己的人生路途多次往来庙堂。两个人之间相隔了千百年的文明史，跨越了万千里海洋，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信仰，身后有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氛围，然而只要将他们放在一起，大概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共通点——他们都将自己的姿态放到自然里，然后在自然的芬芳里深入当时的文学界继而开出花来，为当时乃至千百年后的人们提供了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的参考点。

　　陶渊明是无奈的，仕与隐他只有一条路

　　古人的志向分为两种，或封侯庙食，或闲居怡情。魏晋时期，政治高压，言论受制。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一种氛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生于没落官僚家庭的陶渊明虽然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曾经三进三出朝堂，但最终囿于无力改变的的社会现实，只能选择“隐于市”，虽然偶尔关注社会朝堂，然而早已将一腔热血熔在酒杯当中。

　　梭罗是自由的，自然只是其中一种选择

　　梭罗出生于工业时代，现代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早已过了“仕与隐”二选一的时代，他自己也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梭罗厌恶当时商业社会的功利与浮躁，主动放弃社会生活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取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人们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

　　陶渊明的自然里有社会

　　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自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然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始于官场之后，官场失意回归自然，他对社会生活和自然有放弃和选择、失意与无奈的深刻思考，有无可奈何，有不得已，然而终究对官场无奈，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觉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也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余发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心声。

　　梭罗的“社会”就是自然

　　当时，梭罗受爱默生的影响，信奉超验主义；强调精神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是精神或上帝的象征。在他的性格中，有那种崇尚生命和自然、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这从他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他用实际行动跨出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的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并且同样是“隐士”，梭罗并不像陶渊明那样把酒话桑麻，他在瓦尔登湖旁边与动物为邻，与太阳星星为邻。

　　陶渊明在自然里“忧道不忧贫”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纵使过着穷困的生活，总是身边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仕途选择违背自己的内心侍奉异主，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高洁傲骨。有一次，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家里劝他回归庙堂，并且当时陶渊明已经又病又饿好几天，檀道济还给他带来了不少钱，然而陶渊明仍旧“麾而去之”，保持了自己的品格。

　　梭罗在自然里“横冲直撞”

　　梭罗的自然生活比之陶渊明的丝竹之声与浊酒半壶略显寒酸，他独自在瓦尔登湖畔，什么也没有，屋子是自己造的，烟囱也是自己造的，家具没有多余的，粮食是自己种的，仅仅靠双手就能养活自己，每年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一切生活的开销。在工作以外的日子，在屋子里、田间、森林里、湖上观察着、思考着...像一只猎犬猎取猎物一样飞快地奔跑。在这里，他可以横冲直撞，不用顾及别人的眼光，他自己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他自己，他不用担心别人来打扰，不用担心惊扰别人，自由自在。

　　然而纵使陶渊明与梭罗的社会背景、人生旨趣等相差甚远，亲近自然的动机几乎没什么相同的地方，然而他们对自然都是有极深的感情的，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胜于实际的物质需要，所以他们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湖畔、走向了田园，走向了自然，在自然的净化中寻找另一种人生高度。